缅怀刘慎谔先生                                      

赵大昌  

　　一、刘慎谔先生为科学事业奋斗的一生 

　　刘慎谔先生是我国植物学科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于1920年赴法国留学。在法国十年的勤奋学习和努力工作，深受法国朋友的赞赏，说他是第一个研究法国植物的外国人。最后他在法国巴黎大学完成“法国高斯山植物地理的研究”论文，获法国理学博士。1929年他满怀着热爱祖国，为发展祖国科学事业做贡献的雄心壮志回到了祖国。他回国后，时任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主任兼研究员，培养科研人员，到各地采集植物标本，建立植物园，从无到有地建立起了植物学科研究基地。其后在1949年建国前动乱的年代里，植物研究所几经搬迁到陕西武功后迁至云南昆明。其间他又在当地采集植物标本和建立植物园，撒下了植物学科研究的种子。1950年，刘慎谔先生赴哈尔滨东北农学院，任东北植物调查研究所所长。他亲自率领同仁到东北各地大量采集植物标本，建立植物园，并又在东北建立了植物学科研究基地。除了研究植物学科之外，他同时在森林采伐更新和治理沙漠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成绩显著。有鉴于此，刘慎谔先生于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获重大贡献奖。刘慎谔先生于1975年辞世。他的一生为我国植物学科的发展与之所形成的理论，在为解决生产问题等诸多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总之，他的理论和观点已经成为我国宝贵的科学遗产。 

　　二、实践是理论的源泉 

　　刘慎谔先生非常重视野外调查，他说：“实践是理论的源泉，必须多看、多想才能理解问题”。他早年在法国时，几乎走遍了该国的名山大川。回国后，他几乎对我国所有著名的大山河川作过调查研究。到我国东北地区后，他也是总是亲自领队，奔赴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等地，采集植物标本和实地调查。尤其他工作的后期，他在研究森林采伐和治理沙漠方面，曾多次去林区和沙区调查。他撰写的“动态地植物学”和“历史植物地理学”等专著，就是源于他多年来在国内外从事实地科学考察所获的成果和经验，采集积累和大成而写出的。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他从法国回来后的1931年，该年5月他参加了“中法西北学术考察团”，他从北京到乌鲁木齐后，考察团完成工作任务，而他又克服了种种想像不到困难，冒养生命危险，只身由新疆、西藏而到达印度，再经上海而于1933年2月返回北京。他所获得近两年的科学考察成果，完全是在荒无人烟的高海拔地区进行的，从而收集到了我国新疆、青藏地区第一珍贵的自然植物科学资料。其后，中国科学院张劲夫副院长曾赞杨刘慎谔先生的这次西北考察之行，有如同唐僧去西天取经的精神。 

　　三、创立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学说 

　　刘慎谔先生根据他在国内外多年考察的实验经验，结合中国植物、植被分布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编写上述的“动态地植物学”和“历史植物地理学”。他在“动态植物学”中，发展了顶极（Climax）学说，他提出从顶极来说则是多元的，但是在一个地区只有一个地带性顶极，是主的顶极，其余的顶极则是由局部环境条件所形成的非地带性顶极，最附属的顶极。另外，他结合植被演替关系的实例，又提出前顶极、后顶极、偏途顶极和转化顶极等诸多的新概念，从而为研究植被演替提出了全新理论。另外，他根据沙地植被的发生和沙地植被的演替关系，总结出沙地植被类型的交叉、重叠和转化，为观察沙地植被演替，固沙植物的选择和制定固沙措施等提供了理论依据。他在“历史植物地理学”一书中，首先对于植物分类学中的新种和种下分类单位的定名问题进行探讨，他认为不能单从植物部分形态变化而予以定名，而要从发生学的观点来探讨“种”的由来和变化的关系。他论述了在历史时期发生的水期和间水期对植物移动的影响，列举了在水期时代欧洲东部植物向东移动对中国植物分布的影响有三条路线，即西伯利亚路线、喜马拉雅路线和新疆路线。他认为东北地区有许多植物是阿尔泰经西伯利亚而移动到中国、朝鲜、日本和北美的。如在欧洲分布的欧洲赤松（Pinus sylvestris）而在东北北部的大兴安岭则就成为樟子松（Pinus sylvestris var. mongolica），即是其在欧洲所分布的本种的变种。 

　　另外，他在论述世界植物区系形成的历史原因、植物区系起源、植物区系成分分析及其分布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自然环境条件和植物分布的特点，阐明了影响中国历史植物变迁和现代植物分布的10大关系。 

　　刘慎谔先生的这两部著作具有两个特点：其一是在原有理论和学说的基础上有新的发展，提出了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和问题的独创见解和观点。其二是理论结合实际，他所解释和说明的问题，不是在教课书多年沿用的所谓经典例子，而是中国的实实在在的现实存在的问题，因而其创新性很强。 

　　四、理论要服务于生产 

　　刘慎谔先生一直强调科学研究要为生产建设服务，应当努力把所获得的理论，应用到解决森林采伐更新和治理沙漠等的实际问题中去。 

　　1．红松林必须实行择伐和天然更新 

　　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东北林区推行大面积皆伐。一片森林转眼间荡然无存，变成了满地枝枒和落叶，对此他十分心痛，同时他更怀疑这种采伐方式是否适于红松阔叶林，亟待深入研究。因此，他连续几年在小兴安岭林区做红松树种特性、群落结构和更新关系等方面的调查研究。最后，他认为红松是属于阴性树种，是在有一定上层林木蔽荫下才能更新的树种，而皆伐则破坏了森林环境条件，将对红松更新不利。另外，红松阔叶林是复层异龄林结构，更不适合于皆伐，因此，确认红松皆伐是错误的并坚决反对之，他支持由乌敏河林业局经过生产实践提出来的采育兼顾伐。旨在推广和完善采育兼顾伐及其所需解决存在的实际问题，他亲自带领一个科研小组和伊春林管局、伊春林科所一起共同进行采育兼顾伐样板采伐试验。通过调查和试验，他提出伐后保留一定的郁闭度和一定数量的中、小径木是保证越采越多、越采越好的关键问题。刘慎谔先生在当时大面积皆伐和采育兼顾伐的争论中，立场坚定、坚决反对大面积皆伐。他在林业杂志上撰写文章，在会议上做报告，大声疾呼“采伐森林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不能吃祖宗饭，造子孙孽”。“要保护森林资源，不能杀鸡取蛋”，“采伐必须做到青山常在，永续利用”。在未曾采纳刘慎谔先生正确意见的地方，随着当地林业生产的发展，大面积皆伐所造成的不良后果日益显现，给林业生产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有鉴于此，进入20世纪80年代则全面实行了采育择伐。伊春林管局的宫书记说“刘慎谔先生最关心林业生产，能理论联系实际，是一个有真才实学的受林区工人尊敬和爱戴的老科学家”。 

　　2．治理沙漠要建立人工植被 

　　在50年代，刘慎谔先生就在辽宁省西部章古台建立了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壤研究所固沙工作站，并经常赴沙区调查沙生植物的生态特性、分布和演替规律。1954年在草方格内栽植樟子松试验获得成功，引起了国内外有关方面的注意。1954年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壤研究所接受了铁道部在西北腾格里大沙漠修建包兰铁路的固沙任务。任中国科学院治沙队副队长的他，每年均赴沙区开始调查。通过调查研究，他认为蒿子（ArtemisiaCaragana korsinskii）喜沙，所以在固沙开始时期要用它来固定沙面，但蒿子只能起草的作用，还必须和灌木如柠条（Caragana korshinskii）、花棒（Hedysarum scopatium）等配合起来，随之再栽上乔木才能达到地下和地面的固沙作用。所以必须草、灌、乔结合，才能达到治沙的目的。他认为采用植物固沙必须研究沙地植被演替和沙丘的固定过程。沙地植被的形成有起点、发展和相对稳定的顶极。从发生学的观点来观察沙地植被，要通过分析现状而看到它的过去和未来，并依此而制定固沙方法和措施。然而自然演替所需时间很长，要几十年甚至更长，人们等不了，所以要研究植被演替过程的各个阶段，找出各阶段的特点和规律，依此而建立沙地人工植被。 

　　刘慎谔先生在多年观察与研究天然植被和固沙试验的基础上，总结出了在植被固沙中建立人工植被的如下的几个原则问题。 

　　1、建立人工植被必须符合自然规律，要认识自然才能改造自然。例如认识了沙地风蚀的规律，就可以采用前挡后拉沙障，利用风刨和沙埋关系来选择固沙植物和确定固沙措施。 

　　2、建立人工植被要考虑地上层和地下层的结构。地上层要有草、灌、乔相结合，地下层要考虑固沙植物的深根系和浅根系的协调配合。结构是固沙植物生物特性和生存竞争的结果，必须从群体生态的固沙作用来考虑固沙问题，与之进而建立完善的沙地人工植被。 

　　3、建立沙地人工植被要有明确的目的性。腾格里沙漠沙坡头在流沙上新建人工植被，其目的就在于要确保铁路的行车安全，不受沙害。所以要从固定铁路沿线的流沙面和不受沙埋而选择固沙植物，寻求其最合理的配置，最适宜的密度，同时要发挥固沙植物群体生态效益才能达到最佳的固沙效果，在其初期要以机械固沙工程做为辅助的过渡办法，而最后则要实现在无灌溉条件下植物固沙的目的。 

　　根据刘慎谔先生这些植物固沙的指导思想，进行了一系列的试验研究，终于在1958年按期在包兰铁路沿线取得了成功，为保证在腾格里大沙漠修建包兰铁路做出了贡献，也为我国的治沙工作夯实了基础。 

　　五、诲人不倦的良师 献身科学的楷模 

　　刘慎谔先生出身农村，一生非常简朴，平易近人。由于他特具耿直性格和献身科学的事业心，促使他能够毫无保留地、热情地培养年青人。他多次应邀到长春、哈尔滨、北京、武汉、呼和浩特和兰州等地的大学和科研单位做有关林业、植物分类学和地植物等方面的学术报告。还在林土所举办“动态地植物学”、“历史植物地理学”以及世界各学派理论的专题讲座，使来自全国的几百位科研、教学人员得到了教益。他热情地鼓励和帮助年青人钻研业务，并常说“搞科学要入迷，一天只工作八小时是出不了科学家的”。他对于年青人寄予着殷切的希望，他说“你们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你们不要停止在我讲的问题上，要在这个基础上提高，要扩充它、发展它、纠正它”。他特别强调年青人要注意重理论和规律性的研究，他说：“理论来源于实践，但是没有理论的实践就是盲目的实践”。他的一生中，曾在科研和教学方面奋斗了几十年。培养了不少人才、真可谓是桃李满天下。其中有很多人已成为专家、教授，成为发展科学事业的骨干力量。他对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抱有很大的期望，他说：“中国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有着多彩的自然条件及丰富的资源，更有日益发展壮大的科研队伍，一定能为发展中的科学事业、为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而做出贡献”。